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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世界都在感叹复制给整个文明进程带来的助推作用时，我们却在被“复制”慢慢毁灭。而“信息复制”到了今天却变得越加复杂模糊起来。信息复制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需要建立在对其复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之上：当信息的原始拥有者复制信息的速度远缓于民间的信息复制速度时，一种被称为“盗版”的非法信息复制使得整个信息传播过程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或者说当信息原始拥有者对待信息的敏感程度远远低于其它介入力量的敏感程度时，信息传播的陷阱也开始被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挖掘开了。

在约翰·冈茨和杰克·罗切斯特合著的《数字时代 盗版无罪？》一书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557年，一位爱尔兰僧侣来到邻近的修道院，在未经许可下，抄录修道院院长收藏的一本叫《赞美诗集》的书；虽然这项工作花去了这位僧侣非常多的时间，但当修道院院长发现自己的藏品被这个僧侣复制了一份时，在索回被拒后便将这个僧侣告到了国王面前。”

这个叫做哥伦巴（Columba）的僧侣便成了中世纪典型的盗版者。讽刺的是那时的盗版建立在一大串不对称的问题之上：资源的稀缺性、复制工作的艰难和对知识的渴求。即使在一个复制成本如此之高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为信息的传播和传承所作出的牺牲也是我们当代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很多人也更难理解一个困扰着知识生产这么多年的盗版问题居然是由神学的介入而开始的。

直到公元15世纪，古登堡将早在哥伦巴去“盗版”修道院经书时就已经出现在东方文明的印刷术真正带到了西方世界，让整个西方文明脱离了中世纪时那种修道院控制书籍的格局。古登堡从当地一个商人那里借来一笔高债办起了印刷厂标志着西方文明的信息复制真正进入了量产。最终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印刷术可以大大地减小信息复制的成本，也就是说文明可以较之于从前以更短的周期变革前进了。

然而直到今天，每段信息转而可以用字节来衡量时，信息的复制成本空前降低。一直到Web2.0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得了可以几乎零成本地传播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的机会。但是问题就真出现在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信息复制上，此时信息传播的途径和线路被彻底改变了，不再是以前那样相对秩序井然，而是处于一种非组织化的混乱之中。我们开始依赖那些来自同一源却被穿上不同衣服的信息，虽然他们是重复的，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乐此不疲。

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的接触纸质书籍，而是把自己最集中的眼球贡献给了数个甚至数万个像素点组织成的文字图形上。我们开始抱怨那些枯燥的纸张所带来的不便与麻烦，并开始大势赞扬数字时代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与时间控制。我们放弃了信息传播原有的模式，选择了一种更“经济”、更“高效”的传播途径。

然后这样的决择究竟是文明地进步还是倒退呢？数字时代的媒体就像新娘一般，充满着未知也充满着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