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
两汉
刘邦打败项羽后,王权和天下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境地。分封后的诸王向往的是战国时,以及项羽时的权力分配逻辑:天子有自己的中央领地,诸王割据一方各自为政,达成一种松散的联邦关系。韩信、彭越、王英布这些异姓诸侯王们寄希望奉刘邦为“周天子”,各自可获得领地上的军事和财税自由。
但刘邦想要的却是始皇式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
秦始皇没有解决好这个大乱斗后希望四海归心的哲学问题,传二世即亡。刘邦处理这个问题必然也不太容易。通过制定繁复的君臣见面礼仪,他希望通过这种距离感和仪式感来增加自己的威权;先后杀掉当年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来规避自己落到周天子的结局。
仪式感上,刘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这并没有解除大汉统治的危机。因为全天下需要一个理由,凭什么只可刘氏能王天下。
秦始皇烧掉了几乎所有先秦书藉,仅保留了关系民生的医药、种植、占卜书籍。可想而知,大汉初期,在思想荒漠中要想为”王权“的合法性找到一个理想的哲学答案是多么的难。知识分子只能病急乱求医了,陆贾从阴阳学家那里借来宇宙观逻辑,从孟子那里借来仁义治国,从老子那里借来无为而治。再之后董仲舒将其进一步改造,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横空出世,在人们不得不遵从的宇宙生存规律里,皇帝即天子。天下之人再无资格去质疑这个被神化的天选之子了:这就是儒教。
关于哲学的经典三问,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从哪里来),人在世界里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我是谁),人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处(我要到哪里去)?儒教是这么回答的:
- 世界是由天创造的,天是万物主宰;
- 人生在世受“天人感应”的控制,天通过灾难、祥瑞、谶纬来控制人类;
- 人应该跟从上天的指示,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的管教,遵循皇权礼法。
一场将皇权合法化的洗脑运动浩浩荡荡被推行下去,结果自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变成禁锢中国人近两千年的思想枷锁。汉武帝后,人们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而皇帝就是那个真命天子,是天命的代理人,被顶礼膜拜。这是一颗让老百姓不得违天命反抗皇权的种子,通过国家宣传和教育机器被播撒向民间。
西汉起中国哲学就被大一统的集权哲学所控制,民众在大一统和天子唯尊的框架下很难获得思想上的突围。而西方哲学没有这一束缚,力求解决人和世界的关系,探索自然和宇宙,进而产生很多哲学流派。
魏晋
东汉末年,曹操挟持着汉皇,刘备宣传自己为汉室之后,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天命皇权这块遮羞布。无疑是在为自己未来的统治合法化铺平道路,而且这绝对是一条捷径。唯独东吴的孙家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大军阀。
三国混战,仿佛谁都可以称王,在武将话语权占优势的背景下,儒家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受到挑战。真命天子的命都被把持在曹家人手里,这怎么解释天人合一呢,被天下民众信仰的皇权受到质疑。人们急需一种全新的信仰,至少先找一个能帮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的工具,一种用思辨逻辑看问题的方法应运而生。
它就是玄学:它是思辨的,它是多样的;它不教条,不执拗。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个个丰满的人格登上了魏晋舞台,他们要么放诞不羁,要么惊世骇俗;他们向往内心,关注生活;他们沉湎情色,耽于毒品;不再对政治神往,甚至对其充满蔑视。
公元260年,一个叫山涛的名士获得了升职,面对自己空缺出来的岗位立马想到了自己的好哥们儿嵇康。结果山涛用一封举荐信换来了另一封让他始料未及的信——《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更是成了解读魏晋风流的信物。
嵇康认为,所谓君子,第一不执迷于世间约定俗成的礼法和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二感情不受欲望拘束,“审贵贱而通物情”。放达、任性,他是一个异类,而在魏晋这样的异类有很多。
随着竹林七贤的相继离去,人们陷进了入世和出世的漩涡,思辨的活力慢慢散尽,知识分子变得消极起来,古人对信仰再次陷入迷茫。
魏晋短暂的思辨哲学,终结了机械的灌输式的宇宙观,为中国人的信仰撕开了一条口子。通过这个口子更加注重论辩的佛教钻了进来并大放异彩。
唐宋
经历两千多年的文明,被一个异域信仰颠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必然有他相比于本土宗教的的优越性。
儒教外,道教是最大的本土宗教。因深谙中国社会需求,道教从诞生那天起它就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功利性和目的性。
它设计了一套神仙和凡人的等级体系,演化出一套修仙成道,获得长生不老的理论。凡人要获得仙道的上升或被这套系统所庇佑,只需要:一、遵守社会规则做个良民;二学会参悟静修;三吃丹药和用符水。
道教把修行变得简单而又直白。
面对儒教在统治者那里的地位,道教从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讨好皇权。一方面启图帮助皇权维护统治,另一方面他长生不老对帝王的诱惑力太大了。道教的上层人物也希望在政治舞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企图让道教成为国教。比如丘处机这样的道士受到金朝和元朝帝王的敬重。
道教离统治者越来越近,离底层民众也就渐行渐远。张脩在创建五斗米教时,打着老子的旗号给人们祈祷治病,而每个病人得出五斗米。到后来葛洪直接把道教里的群众运动去掉,提倡不闹事服从皇权管教,加强与上层人员打交道。这不仅提高了道士的地位还扫除了皇帝的戒心。
道教在抛弃他的民间信仰者,想要挑战儒教根本不够资格。
29岁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离开王宫看到一路上的生老病死后,感念人间疾苦,开始求索人之为人的意义。他苦寻答案,为人类带来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释伽牟尼认为人类的贪嗔痴这些欲望集合体催生了“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苦难,通过修道来灭掉这些集欲可以跳出苦难的轮回。这就是佛教的基本要义。
道不同则法不同。
一开始佛教主张自我修行积累业报脱离轮回,仆素而又简单,这也是佛陀的本意。这是小乘佛教。业是需要积累的,一辈子不够,那就两辈子、三辈子……
有些人就嫌这修行太慢了,发明了一种叫“顿悟“的方式,通过传授帮助你快速顿悟,脱离轮回。这是密宗。[1]
有些人觉得小乘佛教只顾自己不顾苍生,佛陀只是个导师,不够神化,缺乏号召力。于是不仅追求菩提悟道,还要追求萨埵众生的大乘佛教被提炼出来。
不管是“小家子气”的小乘,还是“普渡众生”的大乘,都随西域僧侣传到了中原。
佛陀被神化成了神,不是孔夫子这样的圣人导师。神力不可解释不可捉摸又法力无边,佛教在传播和推广开来的难度也降了几个数量级。
孔夫子被儒教用来在精神上指引民众,尊崇礼教,不造反,不抵抗。孔夫子以圣人的形象示人,提供了一个封建仁义处世的模板。这种教义是灌输式的,逼你听从的。
而佛教通过其强大的思辨工具,演化出强大的思想体系。佛和菩萨系统同时闯进了人们的信仰框架中。觉悟的佛陀负责定义教义,菩萨负责普渡众生的落地执行。
梵语bodhisattva音译为菩提萨埵,简称菩萨。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有情众生。上求觉悟,自已成佛,还要下化众生,这是佛教对菩萨职能的约定。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办真事儿”的菩萨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不同菩萨有哪些不同职能,老百姓记得真真切切,他们的目的很直白——祈求家庭多子多福,一生平安喜乐。
对修行者而言,佛教经典汗牛充栋,毕其一生也研究不完,他们的目的是得道觉悟,跳出轮回。
佛教经文本是印度出家人通过大规模的露天辩论一次次沉淀下的结果,思辨性太强,而中国人又普通不喜欢搞这些逻辑推理,所以也很少在中国见到玄奘描绘印度曲女城辩经大会的盛况。佛教传汉后,中国对佛教进行了简化,达成三个共识:万物皆空,所有人都有佛性,只要顿悟立定成佛。于是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三个主流派别。
道教为了获得生存,教义功利性极强,目的性极强,而佛教繁杂的经文要义,强大的思辨把中国人绕得云里雾里。于是禅宗出现了,它抛弃掉佛教经典的束缚,凭着一本六祖慧能的《坛经》语录,不需要大量的佛教预备知识,进入门槛低了不少;打坐进入禅定直抵佛性,有较强的实操性。
大唐思想的开放,三教共同繁荣,人们各自从不同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信仰,可以说宗教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平衡。佛教给了思辨性(跳出生死轮回),道教给了想象力(修仙长生),儒教保持社会稳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没有来自统治阶层强性灌输的天人合一和各种谶纬约束,唐代和后来继承它的宋代都在文学和艺术上达到顶峰,科技上一次性补齐四大发明,经济上的生产繁荣贸易发达。
唐宋民众很世俗化,生活想必也是最幸福的。两汉需要通过上天旨意来证明皇命的合理性,而到了唐宋只需要用皇家政策对社会实际的投入产出比来证明,只是宋以后的明清又退回到了需要用四书五经来证明的时候,中国社会再次被拉回保守的儒教。
今人何其羡慕宋唐。
唐太宗曾数次逼玄奘还俗助其治国,都被玄奘高情商拒绝。佛教不像道教热衷于政治活动,刻意保持了与统治者界线。
佛教信仰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了寄托。然而每当国内政局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发展,需要这种寄托人也越来越多。大量的生产资料向佛教倾斜,社会上广修佛寺,出家僧侣越来越多。信仰是无价的,佛教获得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一定特权。佛教活动占用优质土地,僧侣不用服兵役也不用交税,可以说佛教发展是以侵占社会生产资料为代价的。遇到不认可佛教或国家财政困难时,佛教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
- 北魏太武帝灭佛,烧经书,砸佛像,逼迫僧道还俗。这些僧侣被编回户籍不仅为国家增加了赋税收入,回家尽孝道还解决了养老问题,大大降低了社会的经济负担。
- 北周武帝灭佛,对三教都没好感,都想灭,儒教因是国教得以幸免。他用武力打压不听话的僧人,逼迫三百万僧人还俗。北方获瞬间获得几百万的劳动力,效果立竿见影。
- 唐武宗灭佛,全国4600座寺庙被毁,26万僧人还俗,数千万顷优质土地被收回,连佛寺雇用的15万奴婢也变成了纳税户籍。武宗对佛教不感兴趣,偏好道教,对中亚传来的基督教和波斯祅教也不保留,强迫僧人转行。第二年被道士给的长生丹药毒死。
- 后周世宗灭佛,毁掉了九成的寺庙,每个县只允许保留一所寺院;逼迫僧侣还俗,不过也保留了6万名僧人。他对任何宗教都提不起半点兴趣。
数次灭佛,扩大了社会劳动力的供给,释放出大量土地,增加了数百万纳税人口。这样的一次性收割,对皇家来说简单粗暴又有效。
唐宋以后,政府通过度牒制度牢牢地控制着僧人的规模,至少不会任其无序自由发展。在统治者这样的抑制下,佛教很难登上政治舞台,更不用说威胁统治。
修行者隐于庙墙内小心翼翼,挣扎于宏大繁复的经文中,在思想上很难有更大的主张和作为;百姓们向各路菩萨发出功利性的祈祷,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对佛陀的极乐世界身心向往:佛教想引领中国哲学思想已没有任何可能。
挑战儒教,佛教失败了。
一千多年来,道教和佛教仅限于民间的传播,无法获得像伊斯兰教、基督教那样的政治地位,也是因为受儒教思想的抑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获得排他性优势。儒教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是统治者强加给百姓的信仰,这样的信仰随着朝代更迭、外族入侵等变得脆弱。这造成中国人普遍的信仰缺失。
辛苦的中国人四处寻找新的信仰,有的人回到儒家,有的人找到民族主义,有的找到同样舶来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爆发了无数次各式各样的文化复兴运动,但几乎都是上层阶级为了论证自身立场的正确性或便于推广自己观点而从先贤典籍里进行的强行借用,没有发生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伟大的思想启蒙,进而无法让中国人等来自己的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佛教之后,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心学的思想解放都停留在上层士大夫阶层,抑或被读书人垄断。再也没出现过一个全国范围内适用于普通民众的信仰思潮。
精神世界的空虚,让英雄崇拜成了民众的情感寄托,人定胜天成了悲剧英雄和普通世俗的呐喊。
阅读参考
-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 [1] 中国宗教概况:据统计,中国有佛教寺院3.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